那时候，要留学需要先辞去公职，而假如你最后被拒签了，就等于是完全没了后路。当时周围的很多人都为我的决定感到惊诧：“你了解有多少人打破头都想坐在你这个央视当红节目主持人的地方上吗？”
让我舍弃得之不易的成功、舍弃眼前那样多名利的初衷，就是想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我期望可以学有所长，可以愈加深入媒体的策划和制作中去。这种简单、强烈的想法让我迈出了生活的重点一步。
“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但我也很感激这段生活，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等每个范围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作者：杨澜；本文选自新书《留学改变了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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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的辛苦，可能没出过国的人真的不懂。几十年前，第一批出国的前辈们携带全部家当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还要勤工俭学。目前的出国党，虽然在物质水平上有所好转，但仍然不免要自己身兼大夫，维修工，司机，搬运工，学霸等数职。到底留学党生活有多苦？看看杨澜的留学生活你就懂了。
18年一次的轮回
2014年秋季，我送儿子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对我来讲，这好像是一个新轮回的开始。 1996年，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离开纽约的时候，《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地方上出现了如此的标题：《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在那张照片里，长发飘飘的我事实上已经怀孕了。
伴随儿子来到这片土地上求学，我好像又回到了原点，虽然这个原点在时空的走廊里已前行了18年。 时光流转，看着儿子轻身走上求知路，我想起的却是自己留学时的两大包行李，里面放着锅、被子、褥子、枕头……那时候爸爸妈妈感觉在美国什么都贵，我也极少会有机会回国探亲，于是就把冬季、夏季的衣服，生活起居的物品能带的全都一下带到了美国。
上学街拍
爸爸运用了我很难想象的生活技能，把那样多物品都压缩成了最小的包裹塞进了我的箱子里。记得临出行的时候，妈妈把几千美金缝在了我的贴身衣服口袋里，这类钱是以1:10的汇率换来的。如此的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课文《梁生宝买稻种》里，梁生宝把乡亲们的钱缝在衣服里的场景，只不过梁生宝缝的是对乡亲的责任，而妈妈缝的是对女儿满满的爱和对她在异国的担心。
那时候，即便我在国内已经工作了4年，也有了肯定的积蓄，但在海外打长途电话仍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因此我基本都是靠写信维系着与家人的交流，为了不让信件超重，一般我还会把一张纸的两面都写满。这类当然没办法跟目前的交流方法相比，现在我和儿子已经可以自由地视频通话或通过微信等方法随时联系。
去看大世界的决心
当时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有点儿悲壮的感觉。 199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中央电视台当时收视最好的栏目之一《正大综艺》。1993年，我得以参与了中国的首次申奥。申奥的失败既让我看到了中国整体实力的不足，也看到了东西方相互理解的鸿沟，当时的我强烈感觉到自己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部的世界知道实在太少。人活这一辈子，我不想只做一个喉舌，还是期望对这个世界能有的我们的见解和看法。
1993年底，我做出了令当时周围的小伙伴们都很难置信的离职留学的决定。那时候，要留学需要先辞去公职，毕业不满5年的还要向教育部门缴纳肯定的罚款，拿到相应的证明，并把档案挂靠在人才交流中心之后才能拿到护照。
而假如你最后被拒签了，就等于是完全没了后路。当时周围的很多人都为我的决定感到惊诧：“你了解有多少人打破头都想坐在你这个央视当红节目主持人的地方上吗？”
当时只有正大集团的谢国民先生对我说：“杨澜，你是个非常有才能的青年，好好去念书，假如你能考上常青藤大学，大家基金会为你提供全额的奖学金。” 我半开玩笑地问：“谢先生，假如我走了，《正大综艺》可就是要换主持人的咯！”他说：“我感觉一个青年的成长比一个节目的成功要紧得多。” 那时候，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我就问：“我能为正大集团做点什么呢？”谢先生说：“无需你做什么事情，你只管好好念书，这对你的以后有好处。”
让我舍弃得之不易的成功、舍弃眼前那样多名利的初衷，就是想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我期望可以学有所长，可以愈加深入媒体的策划和制作中去。这种简单、强烈的想法让我迈出了生活的重点一步。 当飞机降落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看到曼哈顿灯火璀璨的夜空，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激动的，我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繁华、梦幻的全新世界。
痛并开心的留学生涯
我要特别感谢正大集团的奖学金，使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两年的学习期间，可以愈加专注在学业上，而无需通过打工来养活自己。尽管我之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阶段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但到了海外，却依旧可以感觉到在阅读量、写作量和语言上的巨大挑战，天天也依旧要熬夜学习到凌晨2点钟左右。
那时候我学习的心气非常高，第一个学期就选了六门课来上，当时我其实只须选到四门课的量就已经足够了，结果选了这么多课，可把我一个人累得够呛。夜深人静的时候，伴随我最多的，也只有宿舍管道里不时会溜达出来的老鼠。有时，我猛然一回头，甚至会跟老鼠来个四目相对。
当时认识的一位师哥给我留下了一台286的电脑，那也是我接触电脑的开始。这台机器已经非常老旧，常常有罢工的状况发生，尤其是当我写了一大堆论文，而又没来得及保存的时候，忽然的死机，常会让我急得半夜里大哭一场。哭完了之后，也没别的方法，只能爬起来，含着眼泪再从头写起。 “辛苦”二字，应该是一直贯穿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整个学习生涯，但我也很感激这段生活，让我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传媒等每个范围都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当时大家的学院汇聚了五十多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通过跟大伙的相处和交流，使得我的视线和心胸进一步被打开，对于不一样的看法能有愈加包容的态度，通过大伙观念的碰撞和思辨，让我看不少问题的时候，考虑的方法会愈加开放。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慢慢地找到了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这就是美国的脱口秀节目。我有幸也见到了克朗凯特、丹·拉瑟、芭芭拉·沃尔特斯等不少美国新闻界、网红主播界的顶尖人物。 当时我就在想：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还没任何一档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带有主持人鲜明个性印记的高档访谈节目，这或许就是我的机会。
所以在毕业前夕，我就开始转型做了节目制作人，和上海的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后来的52期《杨澜视线》。在这个节目中，我初次采访了基辛格、克朗凯特等名人，还和费翔做了第一个面向中国观众的、关于百老汇的专题电视纪录片，在国内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反响。
在留学期间，我还认识了我的先生吴征。我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是结婚生子，这使得我在1996年马上回国的时候，在生活、事业、家庭等每个方面，都有了不小的收成，生活的状况与留学之前已经完全不同。
那一年马上离开纽约的时候，是一个大冬季，我和先生一块儿到洛克菲勒广场，看着那棵纽约最大的圣诞节树，许下了心愿：期望回国将来可以去达成我的媒体梦，也期望将来还有机会再回到这个与我充满着情感联系的美国城市。
不忘初心，方得一直
离美前夕，我作为制作人和CBS一同制作了一部关于中美中学教育对比的纪录片——《2000年那一班》。 当时，美国的CBS邀请我做他们的出镜记者。我当时想，以我的语言和专业能力，假以时日某天成为像宗毓华那样的华裔网红主播也是大概的，只不过我跟美国观众之间，好像缺少了某种像是我跟中国观众之间的那种无形的紧密的情感联系。
这种情感联系，不是仅仅通过语言和专业就可以去打通的，它其实是一套相当复杂的精神、情感与价值体系，是社会环境、群体记忆和个人成长历程的相互交织所形成的东西。 我更想做的事情，就是说出中国观众的心声；更想见证的事情，就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的巨变。我作为一个媒体人，不管我们的平台有多大，最后立足的根本其实还是我和观众之间长期打造起来的那种一同的情感记忆和内心归属。
回国后，我先去了香港的凤凰卫视，并在1998年开创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高档访谈栏目——《杨澜工作室》。记得第一期的采访嘉宾是陈逸飞，第二期便是张瑞敏。直至今，承袭《杨澜工作室》的《杨澜访谈录》，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
这段时间，我采访了全球各界的近千位嘉宾，包含：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赖斯、希拉里、克里、李光耀、朴槿惠、李显龙、拉加德、潘基文等数十位国际政要，见证了如柳传志、王石、李彦宏、马云、姚明、郎朗、林丹、李娜、张艺谋、冯小刚、徐峥等中国每个范围领袖人物的成长轨迹。为了筹备采访，我的总阅读量超越8000万字，采访的时间更是达到了数万小时。
2000年，我和先生一同创建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人文纪录片频道——阳光卫视。2004年把阳光卫视出售之后，大家又开始进入跨媒体的投资和运营范围。今天的“阳光七星娱乐媒体集团”已成为一个横跨全球，涉及电影、电视、音乐、娱乐、大型演出和纪录片的综合性投资、运营集团。
对公益和慈善的探索
在留学后的任何一个生活阶段，我的事业进步都和我们的国际化视线被打开有关。通过在传媒行业的工作，我开始接触到了全球的公益和慈善范围，并对公益和慈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会有这份兴趣，也和我当年在生活转折阶段，得到正大集团及谢国民先生的公益基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2006年，我和先生在香港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做慈善文化的交流。2007年开始，阳光文化基金会资助了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做公益领导人的培训项目，前后培训了四百多人，这类人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慈善公益范围的领头羊。自2002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起，我也一直在呼吁尽快修订中国的慈善法，以推进中国公益事业的迅速和良性进步。
2008年汶川地震时，大家发起打造了孤残儿童专项基金，先后为孩子们筹款近6000万元，在灾区打造了10个康复中心。2010年，大家与盖茨基金会一块发起了“巴比（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晚宴”。这是继汶川地震后，对中国慈善业进步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在当时，中国的财富阶层对做公益有不少的犹疑，做慈善的法律环境、专业条件等方方面面都不尽如人意，但由“巴比晚宴”引发的全民对公益和慈善的考虑，使得在这之后飞速出现了2000多家家族基金会，这是一代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所势必出现的一种精神和价值追求。
“做公益要趁早，做公益要高效，要用商业的理念和经验去运作慈善项目”已渐渐成为了大家做慈善事业的共识。从2007年到今天，阳光文化基金会致力于对缺少机会的青少年的进步提供多元化服务，通过艺术教育的形式，来促进他们的身心、人格的全方位进步。
到现在，大家的项目已经惠及北京54所打工子弟学校，参与项目的学生已将近4万人。大家同时打造起一套规范的包含教室、课程、课外活动的少年艺术团和老师培训的综合管理体系，这是我常常感到很骄傲的一件事。
最好的我与最好的年代
我有机会参加了三次北京的申奥工作，是何其的幸运。首次是作为主持人于1993年赴蒙特卡罗，见证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利；第二次是2001年代表北京在莫斯科做奥运文化项目的陈述人，见证了激动人心的历史性一刻。
在那次演讲的结尾部分，我说道：“700年前，大家惊讶于马可·波罗描述的那个东方漂亮的国度，问马可·波罗那些关于中国的故事是否真的，他回答说：‘我对你说的，连我看到的一半都没达到。’其实，今天大家介绍的只不过一小部分，请用你一个人的双眼去发现中国吧！”当时我心中就有种强烈的情感，渴望看到中国和世界更深度的融合，也期望世界对中国有更全方位和公正的认识。
2015年，我第三被邀请成为北京申办冬奥会的陈述人，这出乎了我的意料。为了做好这次陈述，从来没学过法语的我，临时抱佛脚做了一小段法语陈述。其实这其中要展示的不是我的语言能力，而是一个国家对世界维持开放的一种诚恳态度。
在陈述的最后，我请国际奥委会的官员们一块展望冬天体育未来发展趋势，那就是中国或有3亿人口参与冰雪运动，同时有一个高达3000亿元的体育产业将为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空前的活力。 就像当年何振梁先生在北京申办夏天奥运会时讲解的那样：“无论你们今天干什么样的决定，都会被载入历史，但有一个决定，会叫你们创造新的历史。”
从对媒体之心的不懈追求，到对媒体的道路的探索与坚持，能在短短的生活中有这么多可贵的机会去参与和推进国家的开放与进步，这或许就是我所遇见的大年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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